在党的十七大之前一段时间我国一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十七大之后，我国的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从“适度从紧”被强化为“从紧”。从当时的经济环境看，“从紧”的依据确实是存在的：包括经济发展偏快、固定资产投资偏高、通货膨胀明显、资产泡沫现象突出以及流动性过于充裕等。

　　但是，从实践经验看，货币政策的制定不应是对过去及当时经济状况的一种简单反映，而应当以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测为依据；也就是说科学有效的货币政策必须具备预见性和前瞻性。除了预见性外，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还应当充分考虑以前调控政策的滞后效应。

　　在2007年国家出台的调控措施特别密集，而且滞后效应已充分反映在2008年，以及国内外经济前景转差的情况下，我们是否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确实应当深入研究、重新思考。

　　货币政策已不宜进一步收紧

　　首先，美国经济存在陷入滞胀的可能性。次债危机不仅给美国金融机构造成巨大损失，还带来信贷紧缩、股市大幅下挫、消费信心下降、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尽管美国经济在第一季度仍然录得0.9%的低增长，没有马上陷入衰退，但由于次按危机仍在蔓延，美国房价仍将下跌，加上内部消费不振，因此，美国经济即使不会马上陷入传统意义上的衰退，也不会很快就在明年底之前复苏。在全球通胀的影响下，美国经济在未来一、两年陷入滞胀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受美国的拖累，我国净出口对GDP的拉动效应将明显减弱，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所依靠的全球环境也将处于较为严峻的状况。在此情况下，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显然是不适宜的。

　　其次，我国周边国家的局势已进入动荡不安的时期。近一年来，泰国、蒙古和巴基斯坦的政局不稳定，菲律宾、印度、越南等国正在备受高通胀和股市狂跌的煎熬。越南更是一度出现金融危机的征兆：包括热钱外逃，经常项目赤字增加，股市半年内急挫60%，CPI高达25.2%，越南盾被迫贬值等。在周边局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及宏观调控不宜进一步收紧，而应当保持必要的灵活性，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以此来稳定亚洲的局势，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风暴。

　　第三，大量企业目前正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压力。一方面能源原材料价格的急剧攀升、贷款加息、出口退税率下调、加工贸易政策收紧、工资和厂房租金上涨以及劳动合同法颁布等，均大幅增加了生产成本，加之人民币升值(累计已升21%)，使许多企业从此步入微利乃至亏损经营状态。另一方面，存款准备金率被调至高位(17.5%)，银行贷款实行严格的规模控制，已经使许多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资金链出现紧张甚至断裂的情况。浙江温州、台州一带的民间借贷利率现已大幅升至30%左右。以上两大方面的因素已把大量企业推入生死边缘。据纺织工业协会统计，在44200家纺织厂中，现有五分之一陷入亏损，三分之二处于不赔不赚的状态。据广东省政府统计，今年1-2月珠三角一带出口鞋企已只剩下1512家，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1855家。与此相仿，浙江的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面高达20%；其中温州的打火机企业已从一年前的600多家锐减至几十家。企业大量倒闭和亏损之后，受影响最大的当属蓝领工人和银行体系。

　　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明显减弱。从外贸形势看，今年1-6月累计贸易顺差已下降11.8%，其中6月份的降幅超过20%。如果撇除掉因人民币升值而造成的出口高报、进口低报数据，我国净出口的降幅可能还要再大一些。从表面上看，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仍然高达26%，与去年同期相仿。但如果计入通胀率，固定资产投资的有效增幅实际上已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7个百分点左右。从内部消费看，由于股市已较去年10月的高位大幅下挫55%，广大股民的财富严重缩水，加上企业景气下降、通货膨胀未明显缓解，因此，居民消费的实际增速今后难免也会逐步下滑。在净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都已进入下行区间的情况下，GDP增速上半年已降至10.4%，下半年有可能进一步放缓至10%以内。如果企业的生存压力得不到缓解，从紧的调控政策不作出微调，我们担心宏观经济在未来二年有可能会进一步下滑，甚至跌入比较困难的境地。

　　我国股市8个月内的累计跌幅高达55%，接近爆发危机的越南的水平。股市暴跌主要是大小非减持、内幕交易等市场缺陷以及去年的疯涨和企业景气度下降造成的，但与货币政策的不断收紧,特别是相关调控措施的向后累积效应也有一定的关系。从股市的资金来源看，非金融企业对股票的投资约占流通市值的一半；这当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来源于银行贷款。股市如果在狂跌之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我们估计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稍后将大幅上升。而对那些散户和基金公司而言，其资金大都来源于千家万户的普通老百姓。股市先是疯涨至6124点，平均市盈率高达69倍，后来又急挫至2600点，老百姓的大量财富打水漂，其心情之痛悔是可想而知的。在此情况下，如果央行再收紧货币政策，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